如果用人单位严重违反安全管理规程造成工伤事故，就应当支持劳动者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
上海的城市总体规划则迟至1986年才获批。第1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1998年《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五款最可能源自1995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国土资源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农民集体建制被撤销或其人口全部转为非农业人口，其未经征用的土地，归国家所有。[33]参见注[32]，第413页。[21]参见周其仁：《城市土地国有化之谜》,《经济观察报》2012年10月15日，第47版。此处感谢北大法学院沈岿教授的提醒。两者共同被称为城市规划区。
因此，社会主义国有化的对象不应覆盖此类土地。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八二宪法国有化条款的影响仅仅是名义上的——尽管不要求国家对土地所有者付给补偿或剥夺其占有、使用土地的权利，其影响仍然是实质性的。但已有研究表明，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关系及政治关系上的天然依赖性，区域合作协议可能以设置权利和规定义务的方式，对作为第三方的协议非成员方产生法律效力。
只有影响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平衡的区域合作协议才需得到中央的批准，包括可能涉及中央最终决定权的区域合作协议，可能影响中央控制力的区域合作协议，以及可能影响协议非成员方利益的区域合作协议。具体举例如下： 1.中央的法律监管 在现代社会，随着地方自主权的不断扩张，特别是包括缔约权在内的区域合作权力的扩张，中央有必要对地方合作进行法律监管，最主要的是对区域合作协议的批准。根据《宪法》第89条的规定，国务院在具体决定中央和地方职权划分时，通过行政法规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授予地方政府区域合作自主权。而名义上的州际协定自然不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
其三，中央政策对区域合作协议的指导性参与。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众多判例，阐释了该协定条款中的国会同意，从而为厘清我国地方自主权和中央领导权的法律边界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参照标准。
类似的现象在我国也存在，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区是中央根据管理的需要划分建立的，地方享有的权力，不是本身固有的，是中央授予的。主动非自动履行的区域合作协议不存在法律技术的困境，只是为了突破协议相对性原则，主动出台实施细则来更好地履行合作协议。对于此类区域合作协议，中央的批准并不是必需的。地方政府缔结此类区域合作协议的法律目的仅仅是建构行政首长联席制度及相应的衔接落实制度，涉及的仅仅是跨区域行政合作的工作制度，没有授予协议各成员新的权力或免除成员的已有的法律责任。
那么，湖北省和重庆市这两个省级政府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否拥有足够的自主权，能否自行通过缔结区域合作协议的形式来协商分配地方税收和水资源费等横向利益？此类区域合作协议到底是否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呢？ 事实上，我国区域法律治理的实践并不是市场的自发秩序，而是国家通过公权力强力推进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公权力相互间的关系。区域合作协议有专项性协议和框架性协议的区分。还包括经过上级政府批准的区域合作协议《沪苏浙共同推进长三角创新体系建设协议》在缔结之前主动寻求两省一市政府的批准[6]。中央与地方联合协定往往用来解决一些大都市的区域难题，这些联合协定既有区域合作协议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又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支持度，事情往往能够迎刃而解，为解决或缓解大都市法律难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于是，地方为得到中央支持主动寻求中央对区域法律治理全方位的参与，而中央基于合作关系也乐于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区域法律治理过程中，中央参与原则就此确立。（一）中央参与原则的确立——基于合作单一制理论 高度集中单一制下的区域治理模式，强调的是中央政府控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地方政府担当执行者职能。
而《宪法》第107条规定，地方政府管理的仅仅是本行政区域内的事务[15]。在三峡电站的水资源费问题上，中央政府决定还是按照三峡淹没土地比例来分配留给湖北和重庆的水资源费[2]，但湖北却认为分配比例不能以中央的行政决定为依据，而应当根据《水法》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等规定，除中央部分外，全部留在湖北。
[27]如《重庆市、贵州省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协定》第5条第1款规定，两省市行政区域界线确需变更的，由两省市人民政府协商一致签订协议书和附图后共同呈报国务院批准.而主要法律依据则是《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第16条的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处理的边界争议，必须履行备案手续。这时需要一种能整合效率性、适应性及灵活性等优点和分权优点的模式。因而，可能影响协议非成员方利益的区域合作协议需要事先获得中央政府的审批。同时主张中央和地方共享权力，地方是中央的合作者，即中央把区域法律治理的实施权全部授予地方。这些经济盟约式区域合作协议必然会威胁协议非成员方利益从而削弱中央对地方区域法律治理的领导权。全球化迫使地方政府间必须通过资源和行动的整合来提升地方竞争力，而相邻的地方政府在处理跨区域地方议题的时候，是最有效率的机制，因此，中央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区域治理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这与我国当时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完全契合的，即强调跨区域事务应当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按计划行事，省级政府基本上没有裁量余地，强调中央的领导权，对于地方的自主权和主观能动力有所忽略。事实上，区域合作协议机制已成为我国区域合作实践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区域法律治理机制。
与有关区域合作的法律比较，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应当更多和更广，有待于进一步统计分析。但未来的实践中还可能出现政治性协议，地方政府计划政治性协议有可能改变单一制的国家组织结构，改变上下级的领导结构，改变横向府际关系，从而影响了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平衡，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的批准权，即在授权地方政府缔结区域合作协议的同时，规定特定条件下的区域合作协议必须事先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不难看出，上述区域合作协议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务院对协议缔结的过程性参与和指导性参与以及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作为协议缔约主体的直接参与。在这些协议中，中央政府本身就是缔约主体，中央同意是应有之意。
在整个过程中，中央首先要保证国家整体利益和中央权威不受到区域合作协议的影响。其采取的机制大都是协调性的，如区域合作协议、示范法以及公共诉讼行为等。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只有侵犯或干预了美国联邦至上权力的州际协定才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22].而该标准在1978年的美国钢铁公司诉州际税收委员会案得到细化和补充。另一方面，该法律标准强调中央权威。
三、地方自主权的法律边界——双重功能性中央权威标准的建构 为了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我国地方政府间缔结了区域合作协议。【摘要】区域合作中的地方自主权涉及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分工，是我国区域法律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重大宪法问题。
向外移转，则出现了NGO、公司化与民营化。即中央通过宪法、宪法性文件、法律及行政法规等形式授予地方广泛的区域合作自主权，这是中央和地方事权重新定位分工的过程。
[2]按照《关于三峡电站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三峡电站水资源费收入的10%上缴中央国库，其余90%按比例（湖北省16.67%、重庆市83.33%）在湖北省和重庆市之间进行分配。显然，地方政府基于中央授予的自主权进行的区域法律治理，并没有否认中央的领导权，而是对中央法律和政策的一种回应或执行。
其二，附期限的中央批准。如果说联邦制下联邦和各州的分权是层层相叠但彼此分开的千层饼[33]，那么单一制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分工就如不能分清彼此的奶油蛋糕。由于地方性事务在法律上的边界模糊，我们应当根据不相抵触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来综合判断哪些属于地方性事务。从这个角度看，对于非政治性协议的中央批准不是必须的。
（二）中国的实践 在我国的实践中，地方主动寻求中央的批准[26]大致基于以下理由：其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由此看来，实践中的绝大多数区域合作协议遵循协议必须转化才能履行的原则，并不能对协议成员区域内的行政相对人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更谈不上协议的跨区域效力的问题。
中央对区域合作协议的直接参与表现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合机构的创建。目前实践中的区域合作协议坚持市场化取向，以章程性为基本特征，强调开放性原则，并不具有经济结盟性质，更不会威胁协议非成员方的利益。
对此，一方面，该法律标准强调功能性。（二）合法承继的地方自主权 关于地方自治权的来源，西方主要有固有权说、承认说、制度保障说以及人民主权说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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